福彩网站大全从5-7个数中选1

如果你判断与上期差值为17的只会现0-1个,那么其他的几个差值17的数字都可杀了。

(1)说明,如果减17小于1、或加17大于33则都计为0,因为不符合双色球红球的选择范围。

用与上期红球分别减17、加17所得到的差值为17数字,一般在5-7个,而这5-7个数字又常出0-1个。所以,从5-7个数中选1做胆码,要比从33个中选1-2个容易多了。

⑥如果是上期第6位红球减17、加17的数字开出,则用“11”代表是第6个红球的差值为17的数字出现。

从以上结果看,应该以出现1个、0个为主。与上期差17的数字出现0-1个的这情况加起来占78%。

3+17=20,符合1-33范。如果C1=3则为009期第2位红球6+17=23,6-17=值小于1不符合。那么符合的二个数为20.23可能会有1-2个,如果你为了安全那就将009期红球差为17的符合1-33范围的有2.9.20.23.25.31这6个号会出现1-2个,现结合其他条件,压缩到从2-4个中选1-2个。

②如果是上期第2位红球减17、加17的数字开出,则用“3”代表是第2个红球的差值为17的数字出现。例如005期红球开出32这个数字,就是004期的第2个红球15+17=32,这样得来的,所以在图表2中005期中的图“C1=3”就是这样表达出来的。

举例,2020007期双色球红球出现5、12、17、20、25、31;与这6个数字差为17的,并且在1-33范围内的如下。

通过以上计算得出的数字符合1-33范围条件的有22、29、3、8、14共5个,而这5个数字在008期开出0个。

双色球红球数字共33个,我们取中间的数字17,然后用上期红球分别减17、加17,也就是与上期红球差值为17的数字在1-33范围内的数,一般有5-7个。这5-7个数字出现0-1个的比例为75%左右。也就是这5-7个数字可作为下期选数字的条件之一。如果判断得好,对选择红球还是很有帮助的。判断方法如下:

因为连续2期差17的数字没有开出,所以010期双色球红球可重点关注2、9、20、23、25、31这6个数字会出现1-2个的可能。

④ 如果是上期第4位红球减17、加17的数字开出,则用“7”代表是第4个红球的差值为17的数字出现。

同样按以上方法计算与009期双色球红球差值为17的数字、且符合条件在1-33范围的数字有2、9、20、23、25、31这6个。

如果是上期第1位红球减17、加17的数字开出,则用“1”代表是第1个红球的差值为17的数字出现。例如007期红球开出20这个数字,就是006期的第1个红球3+17=20,这样得来,所以在图表2中007期中的图“C1=1”就是这样表达的。

举例,如果你判断010期图表1中的“C1=1或3”,那么1代表的是与009期的第1个红球差为17的数字,3减17为小于1的数,不符合1-33范围;

③如果是上期第3位红球减17、加17的数字开出,则用“5”代表是第3个红球的差值为17的数字出现。

与期每个红球差值为17的符合条件1-33范的数,在下期出现0个的共32期,在下期出现1个的共46期,在下期出现2个的共17期,出现3个的共5期,出现4-6个的0期。

同理,管好照以上方法计算008期双色球红球减17、加17所以得到的数字中符合1-33的有11、18、21、23、27、28,共6个,这6个数字在009期中开出0个。

⑤ 如果是上期第5位红球减17、加17的数字开出,则用“9”代表是第5个红球的差值为17的数字出现。

如果用好这些空组情

判断下期的方法,上面说了,先判断大约会空出几组,然而再进一步判断会空出哪些组?

如2020008期双色球红球开出1.4.6.10.11.28,红球除。以8的余!数值开“出146234,共开出1.2.3.4.6这5个“余数,空出5.7.8这3个,所以,K1=、10(!因为;上面第二。步我们定义的是空”出第5组用10表,示);K2=14(因为上面第二步我们定义的是空出第7组用14表;示);K3=16(因为上面第二步我们定义的是空出第8组用16表示)。

第一步、将33个红球按除以8的余数分成8组、并统计每期开出除以8的余数有几个、空出几个组

如2020009期双色球;红球开出3.6.8.14.19.26,红球:除以8的、余数值开出360632,共开出2.3.6.0这?4个余数,空出1.4.5.7这4个,所以,K1=”2(“因为上,面第二步”我们。定义的、是空!出第1组用2表示);K2=8(因为上面第二步我们定义的是空出第4组用8表示);K3=10(因为上面第二步我们定义的是空出第5组用10表示);K4=14(因为上面第二步我们定义的是空出第7组用14表示)。

如2020006期双色球红球开出3.4.5.10.16.32,红球除以8的余数值开出345200,开出2.3.4.5.0共5个余数,空出1.6.7这3个,所以,K1=2(因为上面第二步我们定义?的是空出第1组用2表示);K2=。12(因为上。面第二步;我,们定义的是空出第6组用12表示);K1=4,则表示出空2.10.18.26这一组(第一步中定义为第2组);K3=14(因为上面第二步我们定义的是空出第7组用14表示;)。K1=8,则表示、出空、4.12.20.28这一组、(第:一步中定义为,第4组);任何方”法都只是娱乐,在空闲时活动一下大脑罢了,一定不能当成工作,和生活去对待。

第三步、判断下期”空K1、空K2、空K3等值的走向,如何判断下期会,空出哪些组的情况

在双色球游戏,红球选择中常?有朋友问,有哪些可找点乐趣的小方法,很多朋友想在红球的选号、杀号中找点乐趣。双色球游戏红球数字33个,可按除以8的余数归类分成8组,通过统计发!现红球除以8的余数开出情况以开出5个组占50% ,也就说每期空出3个组的情占约50%;开出4个组的、情况共占32%,也就“是每期空、出4组的情况占32%。如果用好这些空组情况,按每组最少4个红球计算,可杀12到16个红球。如果每“期能顺利地杀了10-16个,那红球的选择范围就在17-23个之间,大大一缩小;了红”球的选择范围。

根据最近几期的空出组数看,如果你根据009期的空出组数走势,判断010期可能会空出3-4组,那就先看K1的走向,如果你判断K1=2,则就杀了第1组(1.9.17.25.33);如果你。判断K”1=?8,则就。杀了第4组(4.12.20.28);从K1的:值看,010期K1可能会=8、6、2,以8、6为组,首选K,1=8,那就:杀了8代表的第4组号码(4.12.20.28)。

举例,如果你判、定上图中,除以8余数没有出的组数K=3或4,那么就看K1会是哪,些值、K2会是哪些值、K3会是哪些值、K4会是哪些值等,因为每个值是与上面第二步中规定的空出哪一组相对应的。

按除以8的余数分组合,因为每组最多的5个号,所以,空组情况为最少2组、最多空出6组。

但面对双色球这样极高难度的游戏,任何选择数字的方法也只能当兴趣玩玩,不能太当线个红球,运气也是不可缺少的,所以面对任方法,都不能太认真,只能在空闲时当作活动大:脑的调节剂。下面就分享一下个人总的红球杀号方法。

举例;如上图,空K1表示出的第1个的、值,K1=2,则表示;出空1.9.17.25.33这一组(第一步中定义为第1组);

从统计2519期与100期的结果,空出的组数占比接近,空出3组的情况占50左右%,空出4组:的情况占。32%左右,这二种情况相加占80%左右,也就是100期有80期左右可以通过分组杀了12-16个号码。

空出组数用:K表示,空出哪些组数用K1、K2、K3、K4、K5、K6等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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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03就不出02、04、07等等。假如你自己确定的红球复式中有上面所杀红球(假设有02、03、04、07),那么你不要把他们杀掉后才去过滤缩水,而是包含他们去缩水后。但为了保险起见,所杀红球中大多数情况会错杀一红(没错杀当然更好),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缩水软件中的号码相克功能了。方法很简单,在软件中找到号码相克那一项,用02、03、04、皇冠体育官网那么你不要把他们杀掉后才去过滤缩双色球100%杀红号07相克去过滤,即出02就不出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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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你再利用其他的过滤(如奇偶比、和值、差值、AC值、大小比、除3、4、5等余数以及、热号、温号、冷号等)方法过滤完后,以缩减注数,如果条件设置恰当,那么离中大奖就不远了。彩民朋友不妨试一试这种杀红绝招。也许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如何准确选中红球号码呢?如果您还在为红球选择而纠结,不妨按照以下四个步骤操作一下,看看准确率怎样。

如当期开奖号在一行中大于2的数(最多为6个,即只有一行出6个号,其他5行都是空号,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如行中有3个就变成12型,有4个就变成112型,有5个5就变成122型,有6个就变成1122型。

这对我国高等教学正规化起了重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我读高中二年级。由于想读大学,且时任南昌水电公司工程师的父亲还在大学电机系兼课,我对大学的情况多少知道一点。党和政府对当时公立大学的方针是:维持原校,先接管,然后逐步加以必要与可能的改造。大学改由校务委员会行使管理学校权力;取缔了“训导”制度;将反动的政治课改为“新民主主义论”等新课。1951年,我上了大学,对大学及其变革就有了更多认识。一直到今天,整整70年了,我还在大学里,不过已经退休17年了。可以说,70年来大学变革我是多少都经历过的。但是,不能说大学里的各种变革我都清楚,因为有些我并没有亲身参与过,有些即使参与了,由于我的身份只是一般学生或教师,并未亲身涉及其事的各个方面,也不确切通晓全局,不可能对变革的原委、经过与结果一目了然;而且,由于年长日久,有些记忆已经模糊,因之我这篇“亲历记”只记录我所经历的、而且能记得起来的事情,绝不能以偏概全,代表大学变革的全部,但多少还反映了大学变革的一些侧面。

那时我不在国内,在苏联读研究生。不过即使是在那儿,我也感受到了“”的“威风”。1958年,一批中国留学生提出留学也要搞“跃进”,并与劳动相结合。其“跃进”计划有要求校方允许提前毕业的,当然未被许可。于是一些列宁格勒大学留学生提出暑期为校园整修一条马路,以示劳动锻炼,受到校方欢迎,并真的实现了,得到夸奖。彼时正逢金门炮击,我们要解放台湾。于是物理系的一些中国留学生要求校方给中国学生开设军训课,要我这个留学生党支部书记向校方交涉。我认为这不符合中苏外交协议(留学生不接受苏方军训),没有同意。结果这些学生居然自己跟军训教研室联系了,并得到他们支持,说我们也要为解放台湾作贡献。我居然因此得到生平唯一一次的机关枪实弹射击,也算奇迹。不过,由于我的“右倾”,被这批学生免去了党支部书记职务。

在大学里,就是解放军接管后维持原校,教学秩序保持安定井然。这时的北京大学已从原有文、理、法、工、农、医六个学院的综合大学变成了只有文(含中文、历史、哲学、经济四系以及东、西、俄三个外语系)、理(含数学力学、物理、化学、生物和地质地理五系)12个系和一些专修科(后来又增加了法律、政治等科),以基础学科为主的综合大学。广义方式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在贯彻落实《高教六十条》基础上,北京大学陆平校长提出了“学习苏联,参考英美”的方针,并将理科学制改为6年,文科一般为5年,毕业论文的要求达到类似于当下硕士研究生水平。我们还曾研究了美国高校课程设置情况,考虑是否应对理科学生适当加强人文素养的问题。当然,当年的调整还含有接受外国教会大学和接管私立大学等因素,这另当别论。要承认这一点,对多数知识分子是十分痛苦的。

与这种调整同时,开启了中国高校专业教育的模式,这其中阻力不小。原来优秀的综合大学,如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都变成了单纯工科大学,多数师生都不乐意。为此,在改造思想的同时还批判了上述“通才教育”与“天才教育”思想。当时,清华大学就批判原校长梅贻琦的“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的观念,将它说成是统治下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罪魁祸首。“天才教育”是指旧大学中淘汰率较高的现象。例如:一所著名大学的校长发文说,“天才教育”是“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的;电机系一年级新生40名,几经“过滤”到毕业时不到10人。其实,这里相当一部分新生并非真正被学校淘汰,而是在学习过程中觉得所学系科不适合于自己而转系了。不过,专业教育模式可以保证学生毕业后能对口分配工作,并且免于被“淘汰”,从而降低了学习的压力,所以这种批判受到较多学生的欢迎,从而减少了“调整”的阻力。当时,我们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虽然有些不舍(自认为清华物理系是全国最好的),还是心平气和地服从了调整。

我在教研室也认真调研和思索了我们波谱学及量子电子学学科的世界发展趋势和方向,并每年为高年级学生开设一门新课,毕业论文基本上都面向学科前沿,创造了几个国内第一。教研室内学术讨论的氛围也比较浓厚,大家就这门学科的一些基本理论和概念问题经常进行研讨争论。这对教学质量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段也可说是我们学科建设的黄金时期,我们在这个领域的三个方向上都做出了在国内具有开创意义的科研成果。我们还比较正规地开始了研究生教育,教研室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态势。

当时这种“思想改造”对于一般师生大体还只是“学习”。随着1952年初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忠诚老实运动”,它就具有强制的检查、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揭发检举等行动了。“思想改造”的范围也从阶级立场、亲美崇美恐美等政治态度,扩展到了文人相轻、骄傲自大等思想作风,甚至涉及“通才教育”和“天才教育”等教育问题。这就不能不对今后的大学变革产生深远影响。那时,我在清华大学物理系读一年级,曾经参加过系里教师的思想检查会,有人不但检查了亲美、崇美、恐美思想,还将轻视或妒忌同行等丑陋思想公开暴露出来,给学生传递了“老师还有这么肮脏想法”的不良印象,“师道尊严”消失了。叶企孙先生当时是物理系教授,任清华校务委员会主任(相当于校长),但没有到会,有人就要求他也来会上做检查。于是就派高年级学生到他家去请他。学生回来说,他在家里读《宋词》,不肯来。这样就对他“缺席”批判,说他在家并不是处理公务。结果, 他“不理校政,只读宋词”的说法就传开了。不久后院系调整,他和清华大学物理系绝大多数人都调到了北京大学,他并未被安排担任主要行政职务。

因此,在具体教学管理上,苏联还是有很多经验值得学习借鉴的。普通物理(共两年半);物理实验(上三年半);今天看来,这种调整后的体制实际上是仿照了欧洲大陆(特别是德国)的高教体制,是苏联从德国学来的。理论物理(二年级起上);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高校也从学习日本和欧洲逐渐转向学习美国,连原来比较强调“以学为基本,术为支干”的蔡元培也在1935年提出“请注重技术,以增进国力民生,特定为教育之重大方针”的建议。教学计划的课程设置在宽度和难度上比调整前大有增加,形成了狭隘“专业教育”的办学模式。“思想改造”是新中国成立后大学一切变革的起点和渊源。主要课程的考试采用口试制,成绩用五分制代替过去的百分制计算。而被污蔑为邪恶的“匪”的则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中国“救星”。系下设教研室是组织教学的一个基本单位,他不但细致介绍了教研室在组织教学和科研中的作用,而且亲自参加了每周一次的普通物理教研室会议,就教学中一些学术与方法问题发表意见,参与讨论。

高等数学(两年);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及政务院公布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开启了思想改造运动的序幕。同时,设立不少单科性专门院校。在教学改革上,提出了“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十六字方针,以体现北京大学在人才培养上的优势。以专业为单位制定了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加强管理、充实人力资源;这两套方针在“211工程”资源的支撑下,特别是1998年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校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得到了国家领导的认可,实施了“985工程”,使学校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当时大学师生绝大多数出身是地主、资本家和工商业者以及旧政权下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教育机关职员的子女。三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是西方的“舶来品”,后来学习美国尤为普遍,师生或多或少都有些亲美、崇美和恐美思想。在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教育部制订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以下简称《高教六十条》)。“院系调整”之后,我们到了原为燕京大学校址的新北京大学。并就三类实验的区别和做法以及生产实习、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的作用、组织和检查等做了仔细说明。

可惜好景不长,在“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氛围下,1964年下半年北京大学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陆平这一套办学思想被批判为“排挤打击工农”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批学生下农村参加“四清”。几经折腾,到1966年又爆发了“”(以下简称“文革”),“斗、批、改”代替了日常教学科研,高等教育实际上陷于停顿。1968年,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大学,经过“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大批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摧残。

1995年之后,这种状况有了点转折。当年,国家教委开展了“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试点,它的做法与经历这里无法赘述,有一点可贵之处是它开启了教育本质功能的讨论:教育是“育人”而不是“制器”。当然,将“育人”与“制器”分离或对立起来并不恰当,但两者有区别却是显然的。“育人”从“以人为本”出发,将提高人的素质放在第一位;而“制器”着重于人的使用价值,看重的是“才”。在培养方式上,一种强调人为主体,因材施教;一种突出专业需要,什么人都可以按照一个模子来塑造,从而无法发扬个性、展现潜质。这种讨论使教育工作者重新学习我国古代和西方的教育思想和理论,探讨教育的本源,回归教育的本真。这种探讨使党及时提出了“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举措。进入新时代,党又提出了“立德树人”的教育主旨。“树人”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传承与创新文化,它与“成才”或“制器”并不矛盾,却有先后之别。这一“别”反映了两种教育观念的根本差别。经过上百年的探索,我们今天对这个问题总算有了更加充分和明确的认识了。

1976年,粉碎“”意味着“文革”的结束。1977年,恢复招生开启了高等教育“拨乱反正”的新局面,基本恢复了被“文革”打乱了的正常教学秩序。但“拨乱反正”并非完全复现“文革”前十七年的教育体制,而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经验教训,做了些变革,如拓宽专业、缩短学制(本科一般为四年)、扩大了研究生规模、考试基本用笔试和百分制计分等。这使学校重新焕发了欣欣向荣的生机,学生如饥似渴追求知识,对前途充满期待。1981年,发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激动人心的口号,就是这种热情的反映。

我们回来后不到半年,1957年国内就开展了大规模“反”斗争。这次斗争使阶级斗争的弦再度绷紧。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并且“将以15年左右的时间来普及高等教育”。在《指示》指导下,那年全国新建高校达800余所(原仅229所);在教学中大规模批判教师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将基础理论批为脱离实际,开展“拔白旗”运动,让工农上讲台,学生编教材;学校盲目地大办工厂,实行半工半读、以产品带动教学,学生还参加了大量“除四害”“大炼钢铁”等劳动。在“大干快上”的口号下,1958年9月,北京大学第三次党代会提出“苦战三年,把北京大学基本上建设成为一个先进的大学”的口号。

1959年,“反右倾运动”之后,进一步提升了“”的左倾狂热,开展了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双革”运动,大搞“超声波热”,以思想为武器,批判物理学科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一些著名教授又首当其冲。1960年,全国高校数达到1,289所,招生数从1957年的10.6万人猛增至32.3万人,大大降低了入学要求。无疑,这些举措严重违背了教学规律,完全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使教学质量遭到大幅滑坡,这对我国高等教学正规化起了重要70年教育变革“教育革命”完全是破坏性的,是失败的。但在“”气氛下,全国新增了不少尖端学科专业,对国家发展有利。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总是处在风口浪尖之中。70年的风风雨雨,大学体现着社会变化的“晴雨表”。从大学人所历经的思想改造、院系调整、全面学习苏联办学模式、“”中的教学革命、《高教六十条》、拨乱反正新时代等方面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高等教育进行了记录与反思。以期“以史为鉴”,办好人民满意的中国高等教育。

同年11月,教育部召开了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做出了院系调整计划:北京大学工学院和燕京大学的工科合并到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成为多科性工业大学;教学改革的最大特点是将“专业”作为人才培养的基本单位,调整后北京大学共有33个专业(其中外语专业占了13个);当年1月,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以扭转过“左”的局面。这样,学校就开启了新一轮的办学与教育教学改革。它要求纠正在“”和“教育革命”中产生的偏差,调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稳定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1987年,党的十三大宣布我国将实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规则将主导经济生活。这种改造的最好武器就是人民解放军进城对人民秋毫无犯,干部清正廉明、积极帮助人民解决困难。它强调高校必须以教学为主,注重 “三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教学,加强教材建设。在“思想改造”运动之后,1951年10月,教育部提出大学院系调整方案,并经政务院批准。当年10月之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大批学生踊跃报名参加军事干校成为高潮!

这段大学初期的变革,对我的求学至少有两点影响:一是虽有名师讲授“新民主主义”课,但由于教授本人是边学边讲,因此教学效果不佳;二是不上外语课。因为我高考英语成绩及格,免修英语。而当时大学俄语教师普遍不足,以致我本科几年从未上过外语课。

1970年6月,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的试点,规定他们上学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思想改造大学”。这种“教育革命”持续到1976年,由于招收进来的学员普遍文化程度较低,教学难以达到正规高等教育的质量。背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枷锁的教师还是尽心尽职地担负起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任。由于工农兵学员普遍感到接受文化专业教育的机会难得,即使身怀“上、管、改”重担,还是与老师们和睦相处,尽可能地汲取知识,教师尽量“因材施教”,师生关系颇好。教学中我个人也得到了一种独特体验:要将“高深”学问以浅显易懂的语言和比喻说出来,真正做到“深入浅出”,关键在于自己是否“真懂”。因此,这种“教育革命”对教师确实也是一种特殊的历练和提高,这也是坏事变好事。

例如:按原定招生规模,1952年全国高校只能招收15,000名工科学生,而调整后实招了29,500名,几乎翻了一番。培养目标一般都是该专业的研究人才和高等及中等学校教师以及相应的实际工作者。它有广义的思想教育和狭义的、运动式的集中批判检讨两种。“抗美援朝”运动就是要严厉打击这种歪风,这对教育教学制度的冲击自然很大。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教育要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多方面需要”“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得过多的管理体制”,扩大学校自主权,大幅调整招生与毕业生分配制度;这里主要涉及三个问题:一是阶级观念和阶级立场问题。1983年,发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示;他们得承认自己的家族是为剥削阶级反动政权服务的,要转变立场,划清跟家庭的“界限”。之后是从年末开始到1951年春大张旗鼓的“反革命”运动。

苏联专家以系主任顾问身份全面指导我们制订教学计划,确定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解释“专业”及其下设“专门化”的意义以及编制课程教学大纲的必要与程序。体育(两年);另外,他还为一个研究生班开设了一门为期一年的“工科院校物理教学法”课程。大学教师和学生,甚至包括中学教师和学生都纷纷学习讨论,还组织少数人下乡参加“土改宣传队”或“土改工作团”。工业化需要人才。在办学上,我们提出了“面向社会、适应市场、发扬优势、增强活力、办出特色”的方针,并以此来明确学校定位、调整学科布局;这使我感到组织教学是一个经过周密计划的、有条不紊、井然有序的过程。因此,高等教育界的“过来人”应该聚集起来,认真回顾、反思与总结一下自己的经历,哪怕是一点一滴的,进行研讨与争论,找出经验与教训。(作者王义遒,系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1954年,中国高等教育部(以下简称高教部)分配一位熟悉教学管理的苏联专家来北京大学物理系指导我们全面学习苏联的教育教学制度,我被提前一年毕业,突击学习俄语,充任翻译。无线电电子学基础及实验以及专门化课若干门(一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就立即考虑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问题。在这三大运动之后,1951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了经过改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开启了在文化教育界对电影《武训传》的严厉批评,触动思想极大。数学物理方法;对《武训传》的严厉批判说明这种“改良”的道路实质上是对抗革命,最终为反动派服务的。使北京大学在出人才、出成果、出“产品”(含物质与精神的)三方面都具备三足鼎立的支柱,成为具有人文、社会、语言、自然、技术、管理、医药与新工程科学的“新型综合大学”。“以史为鉴”,才能指明光辉的前程。一些地下党组织和党员劝说广大教职工认识,留下来为新中国服务就是一种改造。20世纪初叶,美国从欧洲学来了高等教育制度,根据美国发展经济的实际需要出发,改造了这种体制,使其将教学、科研和直接社会服务相结合,是一种进步,高等教育为美国发展成世界一流强国奠定了人力资源的基础。清华大学的文、理学院与燕京(还有少量其他大学)这两方面系科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成为文理科综合大学,撤销燕京大学。从高等教育发展的眼光来看,这种调整过于仓促,使理工分家,科学与技术隔离,阻碍了产业创新,实际上是一种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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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经过艰难曲折的发展迎来勃勃生机。改革开放的到来,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启发了国人的思想,多元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打开了国人的视野。最重要的是,高考的恢复使高等教育迈向了新的征程,数以亿计的青年学生通过高考改变了命运,同时,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不断攀升,他们用所学知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了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的变革大致经历了以下阶段:1949年—1958年,中央集中管理时期;1958年—1963年,地方管理时期,权力下放,高校由省级政府管理;1963年—1966年,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1966年—1976年,“”混乱时期;1977年—1995年,确立了集中领导分级管理的体制; 1995年之后,权力分化和市场化变革时期;1995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教委《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导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开始实行“两级管理,以省级统筹为主”的体制。1995年之后,高等教育管理权出现了省级政府分权的趋势,并在高校自主办学和社会力量资助方面取得很大的进展。

在我国,高等教育是最重要的公共事业之一,不仅为国家社会培养高级专门人才,而且肩负着强国兴邦的重任,寄托着国人的无限期盼。

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是一部国家政策主导下的治理变迁史,高等教育治理有典型的“中国特征”:高等教育治理与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及其变革密切相关;国家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变化影响中国高等教育政策变革,而高等教育政策变革又主导大学内部治理变革。

近二十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呈稳步推进的状态。1998年,全国普通高校数量为1,022所,至2017年增长到2,631所。与此同时,高校学生在校人数也保持持续增长,1998年,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生人数和研究生在校人数分别为340.87万人和15.36万人,到2018年,这组数据分别增长到2,831.03万人和273.13万人。

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的经验和问题是治理变革的基本出发点,科学、合理、高效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治理变革的目标。[4]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高等教育,在办学实践中不断探索,积累经验,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成功地开创了崭新的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并卓有成效地推动着中国高等教育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不断向前发展。”去官化意识的学术评审制度建设,在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建设中尤为重要。2010年之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出现了新动向,力图通过治理改革超越传统管理以解决高校行政化问题,培育大学精神,创新治理机制和提升高校活力。[2]张应强.新中国大学制度建设的艰难选择[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2,33(6):25-35.高等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政策选择。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表征着一种秩序而自由的教育状态,是中国高等教育治理变革的核心目标所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丘成桐有言:“公平的评审制度要是能建成功,什么学术问题都能够解决。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部署,2012年,教育部启动了我国高校的章程制定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只有205所高校,在校大学生不足12万人,高等教育规模小,形式单一,层次、科类、布局结构不合理,远不能适应国家建设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治理变革之所以在高等教育领域得以展开,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高等教育参与主体的多元化趋势及其导致的利益博弈。大学章程是大学精神的集中体现,其使命在于提高大学的内生发展质量。高等教育的“善治”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蓝图与愿景。[5] 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预示着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方向,这是一项与时俱进的变革。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不是中国已有的现实,而是当代中国人共同期盼的理想状态。高等教育治理变革的关键是如何处理好高等教育内外各主体的权责关系,处理好大学决策者与执行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大学行政人员、教师和学生三者之间的关系。2014年,国家教育体制改革小组办公室正式批准了《清华大学综合改革方案》和《北京大学综合改革方案》,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改革。在实施这项政策之前,需要立足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实际,对高等教育治理进行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制度设计。

展望未来,我国高等教育治理改革既要保持国际视野,又要展开地方行动,并将两者有机结合,使得高等教育发展的国际化和本土化并行不悖。高等教育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复杂系统,高等教育治理改革的关键,并不完全取决于高等教育本身,而是取决于整个社会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西方国家高等教育改革的经验有:继续保持大学的自主性、独立性的责任体制,同时加强和确立大学自由、自律和自立的机制和组织体制,实行大学自主与严格尽责相结合的管理原则。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为我国高等教育治理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我国高等教育治理变革的指导思想: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制度设计和实践探索相结合,治理变革与社会文化相契合,同时要在法治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政府行政与公众参与、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等多种关系。我国高等教育需要形成新的发展战略和目标模式,需要继续推进以体制为中心的治理变革,藉此推动我国高等教育走向协同共治。(作者:左崇良,单位:衡阳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高等教育是一个复杂系统,与外部更加复杂的环境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历史、文化和制度方面的原因,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事实上存在多重困境,需要对高等教育治理变革进行战略思考。

关键词:高等教育;治理变革;政策选择;管治;善治;治理现代化高等教育治理是一个发展中的概念,它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密不可分。作为社会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高等教育受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制约,并对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起作用。影响高等教育治理的因素包括:高等教育的政策法规,政府如何管理高等教育,社会和市场力量如何参与大学治理等。

[5]瞿振元.建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治理体系 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J].中国高教研究,2014(1):1-4.

高等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由于其内外部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其权力主体的多元化与权力客体的多样性,因此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可分为许多层面。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主要包括“高等教育理念、高等教育管理体制、高校办学模式和高等教育的评价机制等四个方面的现代化”,以此形成高等教育的“先进理念指引、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广泛参与、高校自主办学”的格局。[6]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正面临着这样一种制度变迁,即高校由单一强制的行政权力主导逐渐转变为遵循学术内在逻辑,实现高校真正依法办学、与外部更加复杂的环境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70年教育变革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多元治理结构体系。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是指对高等教育进行管理而设置的组织制度体系,主要包括高等教育组织机构的设置、组织机构间的隶属关系以及相互间职责、权限的划分。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从本质上讲,体现了一个国家在高等教育管理活动中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政府与高校以及高校各管理层次、管理单元的职责、权力和利益关系。

高等教育治理的关键就是“权力”的合理配置与运行,目标是构建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并促进高等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无现代化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事关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源强国能否建成,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能否实现。

高等教育治理是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实施高等教育治理需要一定的制度环境和社会基础。有高等教育必有管理,但不一定要有治理。高等教育实践中,治理问题和管理问题总是同时存在的,区别点是在什么规模和层次上以哪一种方式(管理还是治理)为主的问题。一般而言,高等教育发展的初级阶段首先要搞好管理,到了成熟阶段则要强调治理。

治理现代化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制度变革,宏观上能有效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微观上能改善高校管理过程。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包括两个主要方面: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和高等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高等教育治理的中国之路是走向秩序与自由的现代大学。[4]郭锋.新中国高等教育管理实践五十年[J].国家高级教育行政学院学报,1999(5):9-12.在从管理向治理转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下,实现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已成为我国当前一个紧迫而现实的任务。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要旨是通过一整套完备的制度来保障学术权力,建立良性互动的大学治理结构。前方的路已经清晰可见,政府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变革的主导力量,应充分发挥“元治理”的作用,运用政策法律杠杆,整合市场取向的大学自主,重塑大学和政府的角色定位,重构大学与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重理高等教育的价值空间,回归大学精神,用知识共同体标准来重塑大学价值,进而使合作、共治、平衡成为高等教育治理的价值选择,并据此作出具体的制度安排。中央政府明确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在党和国家的号召下,我国高等教育治理变革由此踏上了新的征程。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3]这些治理变革有可能冲击到我国高校传统上的管理理念、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

[6]汪明义.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考[N].四川日报,2014-06-25(6).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制定并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最重要的国家政策,其中关于教育的条文为新中国教育确定了基本的发展方向。1949年12月,教育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高等教育方面,1950年颁布了《高等学校暂行规程》和《专科学校暂行规程》。1951年10月,政务院颁布了《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对高等教育的结构和层次产生了很大影响。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很好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原则和民主原则。1961年,教育部草拟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以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中国教育中有益的经验,学习苏联教育的先进经验,具有很强的混合色彩。但是,由于认识上的原因,高等教育管理存在重政策、轻法律的倾向。

新中国成立70年来,高等教育治理变革始终受到国家宏观政策和外部社会大背景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高等教育具有强烈的“管治”色彩;20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出现市场化变革;2000年之后,高等教育领域开启了走向“善治”的变革。在权力多元化和权力社会化的社会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策目标的提出适逢其时。中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在于中国特色与教育规律的有机结合,凸显权力分享和共治价值,形成高校自主、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合作范式,形成一种多元共治的治理体系和运行机制。

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及其现代化建设是我国现时期教育综合改革的目标所在,也是我们的责任所在。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理顺各种关系,使政令畅通,确保教育管理的有效性,提升高等教育的质量。

以治理代替管理,从控制走向协调,是国际趋势,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变革的趋势。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话语体系中出现的大多是“管理”二字,《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突出“治理”二字,而且强调治理体系、治理能力要实现现代化,这标志着党在治国方略和执政理念上实现了新的突破。加快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这一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

高等教育治理离不开法治,以法治教是“善治”的基础与前提。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需要以法律为基础,重理高等教育的法理空间,重建各类权力主体的边界。一是高等教育的有法可依。在高等教育治理变革中,高校所依的“法”总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宏观的教育法规;另一类是微观的大学章程。高校可在现有法律政策环境下,自主地寻求制度变革的空间和路径,在宪法和法律规范的范围内自主决策和管理,独立行使其办学目标、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和人员聘用、资金使用等方面的决策权,成为真正独立的法人实体。二是高等教育的法制完善。高等教育的法制完善,必须通过高等教育立法,明确高校的法律地位,明确高校与政府、社会、市场、教师、学生的法律关系,合理配置不同主体的权力,廓清相关主体所享有的权力和权利的边界,通过章程科学地划分和确定高校内部成员的责任权利。

合理配置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中的权力,规范高校权力运行,实现不同权力之间的平衡与制约,构建和完善大学治理结构是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大众对高等教育治理有一个基本预期,那就是权力分享和共同治理。

高等教育治理改革的关键是理顺各种关系,使政令执行渠道畅通,确保教育管理的有效性。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治理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将大学从行政权力和市场权力中解放出来,以释放大学的学术潜能。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是高等教育的灵魂所在,具有原生性的力量。大学及其学者的学术自由需要借助国家权力来维护其正当性,重建大学与政府的边界。我国政府已经启动了高等教育治理改革的车轮,相关法律也已经确认了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政府有责任将治理改革进行到底,所以,政府应该通过制度契约,建立规则或章程,理顺高校内外部权力关系,建立科学合理的治理结构,从而实现真正的大学治理。我们坚信,错误和弊病一旦得到纠正,大学的理想就会显示出其内在的巨大力量,奔向高等教育的“良法善治”。

1977年5月,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话迅速传开,在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这重新点燃了广大教育工作者心中的希望。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任务。198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由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第一部有关教育的法律。之后,国务院相继制定了《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等行政法规。1982年,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颁布,在我国法制建设具有里程碑的意义。198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199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为教育事业提供了法制保障。199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在法律上确立了教育的战略地位。199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立法已取得重大进展,它为高等教育领域的依法治教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

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是由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三个语素共同组成,因此具有三个方面的含义。高等教育是指最高层次的教育,包括教育活动、教育体制、教育机制和教育观念;治理指的是相关主体通过一定的规则和程序对利益相关者各方进行调解的一种过程;体系是由事物或现象各要素所组成的结构系统。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包括由谁治理(政府、高校和社会),治理什么(协调政府、高校、社会的关系,协调教育活动、教育体制、教育机制和教育观念的关系),以及如何治理(治理依据、治理原则、治理程序、治理过程和治理结果)三大基本要素及其十二个子要素组成的结构系统。

1966年,“”爆发,法律法规失去了权威性,高等教育工作受到了毁灭性打击。直到1976年粉碎“”之后,教育界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重新颁布了大中小学《工作条例》,恢复学校的教学秩序。

我国高等教育治理变革需要信念体系的支撑,需要进行范式转换,由国家本位的权力配置范式向政府、市场和高校之间权力分享和共治范式的转化。我国高等教育的革新图治,有赖于教育行政的权责平衡和学术权力的制度保障,有赖于学术道德的文化建设和学术规范的制度建设。一是高校与政府之间的权责平衡。高等教育系统的权责平衡强调的是权力与责任的统一。高校与政府是教育行政关系的两个主体,两者的合作与协调,是教育行政发展的根本动力。教育行政机关和高校的权责对等,需要法律的确认,并形成一种显性政策。二是学术权力的保障与维护。学术权力的保障,不仅有赖于法律保障,而且还有赖于大学的制度革新。三是学术规范的制度建设。对于高等教育学术失范和学术腐败的治理,可分为两个方面:学者自律和去官化意识的学术评审制度建设。学者自律属于学术道德层面,反映的是高校教师的内在修养;去官化意识的学术评审制度建设,则是我国高等教育治理变革的关键环节,是高校与政府共同的任务。

我国高等教育已初步具备治理的社会基础,多元权力主体并存的社会关系网络基本形成,民主、协商和合作价值日益凸显。因此,可在高等教育政策的框架范围内探索高等教育治理的可行途径。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布局和顶层设计的战略目标。高等教育在国家发展中居于重要的战略地位,高等教育的治理方式和水平,直接影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我国要以法治思维为指引,以法治方式为路径,深入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

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70年中,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沧桑巨变。这70年中,高等教育的发展和进步既离不开政府的谋划,也离不开全体中国人的共同努力。中国近14亿人口教育需求的变迁,是高等教育进步最原始的推动力。而当前中国的知识密度和知识资本正在崛起,在全世界范围内,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如此大规模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高等教育人群的创新力量一旦被激发,中国的经济又将再次迎来巨变。

高等教育治理是为有效实现高等教育的功能和目标而进行的制度安排,是构建学术秩序的政策和法律行为。高等教育治理的本意是要增强高等教育的制度有效性,构建一种学术秩序,并具有彰显大学精神、保障学术自由、防御权力侵蚀的功能。

高等教育治理的现代化离不开传统管理观念的现代化。高等教育治理变革的价值取向:权力分享,共同治理。现代大学治理的内在逻辑是学术自由,外在表现为大学自主。现代大学是边界相对确定的学术组织,具有内在的规定性。大学具有任何“自组织”所必具的自调性、自律性特征。政府应在尊重大学自主性的基础上,借助法律监督、信息指导等相对宽松的方式对其进行宏观调控,努力做到无为而无不为。大学则应在坚持自主办学的基础上,通过制定章程以明确各主体的责权利,努力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1999年之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引发了大学制度与社会转型的矛盾,传统的管理方式等受到了严峻挑战。2000年之后,我国学者开始引进治理理论并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进行了探讨,其重点是探讨大学治理变革。与此一致的是,我国政府也在这一时期积极推动大学治理方面的改革实践,典型的改革事件有:北京大学2003年人事制度改革;武汉大学的政学分权;南方科技大学的整体创建;北京师范大学的治理结构创新。

高等教育治理的终极目标是“良法善治”,依法治教的前提是有法可依,且所依之法为良法。在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构建的宏观背景下,高等教育“良法善治”正好契合现代大学的精神追求与制度规范,将高等教育治理纳入法治范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所面临的现实课题。高等教育的“良法善治”象征着一种良好的教育秩序,注重在广泛的集体意识之上形成一致的规范标准,这些规范标准能为高校自主权的实现和学术自由的确认提供法律保障,走向秩序而自由的现代大学。

新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探索与实践,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我国高等教育制度主要建立在三种模式的基础之上:一是西方国家的大学制度和大学理念;二是高等教育的“苏联模式”;三是由中国人在革命战争环境下探索的高等教育模式。[2]这三种模式影响了新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变革的进程。

[3]劳凯声.创新治理机制、尊重学术自由与高等学校改革[J].教育研究,2015,36(10):10-17.

21世纪初,我国加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不断深化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改进政府的管理方式,保障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同时把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深化校内管理体制改革作为重要任务提出来。[1]此时,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重点之一是推动教育治理政策的开展,强化高校的自主,减少国家的管控,引进更多的市场力量,讲求绩效责任,并期待高校与社会有更多的合作和互动。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9批面上资助项目“治理现代化视域中高等教育的分权与共治”(资助编号:2016M590593)阶段性成果

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和关怀下,新中国高等教育实行了教育方针、教学计划、课程体系和管理体制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其内容和结果体现出四个基本特点:一是高等教育面向工农大众。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的基本政策,也是中国追求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目标的最早起步。二是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贯彻这一基本方针,高校在教学制度、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组织形式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三是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教育的首要任务。近年来,高校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趋势。四是高等教育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在处理高等教育管理问题时,特别注重发挥中国对高等教育工作的领导作用。一般认为,高等教育治理包括两个层面:政府如何管理大学,即大学的他治(高等教育宏观治理);大学如何自我管理,即大学的自治(高等教育微观治理)。高等教育宏观治理和微观治理是相互渗透的,一起影响着高等教育治理的进展与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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